近幾年，我陸陸續續跟不少人聊天，發現大家有一種集體焦慮感——我的價值在哪裡？

 

無論是名校畢業、在大廠混得風生水起的工程師；

 

還是每天奔波大型活動，認識很多名人的文娛從業人士；

 

亦或是曾在教育行業賺得如魚得水的培訓講師們。

 

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：

 

學業職業都選擇符合社會期待，收入也可觀；

 

但特別焦慮，找不到持續生活和工作的意義。

 

他們尤其糾結：

 

再熬幾年，也買不了房子，要不要乾脆回老家？

 

工資還行，但沒突破了，要不要試試新的工作？

 

實際上，無論怎麼選擇，他們都緩解不了痛苦。

 

這是因為，他們的選擇裡，充滿了「工具理性」 。

 

 

工具理性的痛苦：去人性

 

哲學家韋伯這樣描述“工具理性” ：

 

人們在行動的時候，只關注功利的目的，純粹的高效率，而漠視人本身的精神價值。

 

萬維鋼老師曾寫過一個案例：

 

假設墨西哥的色情從業人員，是理性的經濟學家，她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——

 

如果要求嫖客戴避孕套，收入會少，但會安全一些；

 

如果不戴，可以增加收入。

 

後者的問題，當然在於增加性工作者患艾滋病的風險。

 

但理性分析的結果是：

 

在人群當中，攜帶艾滋病病毒的人其實很少，而且在單次性行為中，傳播病毒的機率也比較低。

 

就算會因此患病，但經過折算，性工作者每損失1年的壽命，所帶來的「收益」也多達5萬美元（32萬人民幣）。

 

經過計算後，他認為，選擇戴套，是不理性的：

 

性工作者不應該為了百分之零點幾的患病風險，而拒絕豐厚的回報。

 

站在“理性” 的角度，我的確無法反駁。

 

但作為人，我內心樸實的想法就3個字：沒人性 。

 

這種矛盾，跟我們當下所面臨的人生選擇，本質上是一樣的——

 

當一個人過於依賴工具理性，就會忘記自己的人性。

 

而最終導致的結果，往往是：

 

人會覺得自己做的選擇都是最優的，同時卻又非常痛苦。

 

這是一種被“去人性” 的痛苦。

 

譬如一些年輕人進大廠，並不一定是「我想」做程序開發、做遊戲；

 

很多人盯著的，是那「超同齡人的收入」，以及一張「大廠鍍金證書」。

 

我怎麼想的不重要了，我的皮膚、眼睛、腰椎、肩膀的疼痛也不重要。

 

因為現在我這個年紀能有這樣的機會，這樣的回報，是我能獲得的最高、最有性價比的。

 

又譬如馬雲曾說的“互聯網公司是年輕人的福報”  ——

 

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充分犧牲自己的青春，換取巨額的收入。

 

這些都是“去人性” 的過程。

 

卻也反映了很多人的真實想法，更是當今職場的真實寫照。

 

在工具理性的加持下，很多人確信自己做的是「最優選擇」；

 

然後優先忽略掉「無法換錢」的情緒感受、自我價值等等。

 

長此以往，人會在這樣一種持續的精神忽視之中，或爆發或耗竭。

 

當然，這並不完全是個人的選擇。

 

很多時候，是外部環境想要這樣塑造一個人，個體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完成了塑造。

 

所謂的最優解，也是一場計算或是合謀。

 

 

工具理性，並不聰明

 

無論是企業還是人，選擇工具理性的初衷，是希望獲得最大利益。

 

但遺憾的是：長期來講，這並不“賺” 。

 

工具理性的概念，很貼合當前日益擴大化的資本社會——一切都可金錢化、效率化。

 

但往往會像資本主義那樣陷入一個困境：短視 。

 

過分追求局部最優，而無法兼顧長期的持續發展。

 

我先講兩個故事。

 

福特公司在70年代出產過一款汽車，有個致命的設計缺陷，會在車禍中增加司機的死亡率。

 

但管理者發現問題後，首先做的不是全面召回車輛，而是找精算師計算：

 

究竟撞死人了被索賠的成本大，還是召回的成本高？

 

結果發現，召回的成本更高。

 

於是，他們決定不召回，並且確實在當時省下了一筆高額成本。

 

但最後東窗事發——福特失去了最為重要的東西，那就是客戶的信任。

 

並且，這個事件被寫入教科書，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大醜聞。

 

不僅企業，個人也是如此。

 

我一位朋友，在教育行業工作多年。

 

然而，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，一直都想做一名職業編劇。

 

但如果此時換行業，他就要失去總監級別的待遇，接受不了薪酬和地位的驟降，他遲遲沒有更換行業。

 

結果時間久了，他再沒有衝勁往上爬了，薪酬也很久沒漲過。

 

並且，因為時常糾結要不要離職，內心衝突劇烈，壓力之下，他總是被動消費和暴食，還因為看病花掉了不少存款。

 

錢沒存下多少，留下的是職場倦怠和軀體疾病。

 

今年教育行業全面崩塌，我以為總算機會來了，但他灰心喪氣，對創作早已沒有了當年的熱情。

 

人到中年，內心沒有支點，痛苦不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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